龚筱葵：十八军——进军西藏

序言：

“原创作者龚天敏，原名龚怀堂，现年91岁，原户籍地为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丰家铺镇金城村。作者早年随部队进军西藏修筑川藏公路，甘孜机场，一路见证了西藏农奴大解放。他由一名普通的士兵，提升为部队的通讯员，文化干事，曾七次获得部队以及中央的立功表彰。他在行军途中主要负责写会议记录，各种行军报告。他曾在当时的师《前线报》和西南军区《战士报》上发表了很多军事文章，并成为报刊的特约通讯员，为部队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退伍后，成为了一名平凡的乡村教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直至退休。这么多年，他为人善良温厚，谦虚低调，曾未向外人说起过他的故事，也从未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他在70多岁的时候，看到了这张残破的奖状，往事历历在目，于是提笔写下了这篇回忆录。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老人现年90多岁，已中风卧病在床。后人发现了老人的初稿后才了解到他背后的故事，于是将他的故事在家族群里分享。我作为龚氏家族的一员，得知太爷爷的故事后深为触动，对这样的一位老战士产生崇高的敬意。那段历史是厚重的，正如太爷爷的人生一样，于是，我提笔将太爷爷的初稿整理并发表出来，将我们龚氏家族的这一份荣耀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传承下去。”

太爷爷自序：

有一天，我在书桌里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奖状。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中细看，奖状纸页早已褪了颜色，边缘和中间有些破损，顶部印着鲜红的毛主席头像，头像下面是一条金黄色的绶带，写着年份 1953 。左下方写着所属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五十四师，然后从右往左依次排列几个部队军官的名字，都是写的繁体字。最右为师长干炎林，然后是政治委员冯志方，参谋长范廸波，副参谋长孟永福，政治部主任李久盛。中间写着：“兹有龚天敏同志在五三年基建及教学中立三等功”

我拿着这张奖状定定地瞅了很久，我的手微微颤抖，那段艰苦的岁月像这张破旧的纸张一样，一点点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时光如梭，我已从当年的那个矫健的军人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那段时光如一块烙印刻在了心里，历经多年，不过是蒙上了一层风尘，如今我把纸张轻轻地一抖，那段时光便如雪花般纷纷扬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张奖状是我在修筑川藏公路时获得的，离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看着这张奖状，我的眼眶微微一热，思绪飘到了50年前。

西藏地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从四川出发，沿南线进入拉萨，因横断山脉横穿其中，要翻越5000米以上的雪山19座，须渡过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怒江等急流水域。高山终年积雪，严重缺氧，河水冰凉刺骨，汹涌澎湃，岩如峭壁，坚硬如铁。我十八军数万健儿，除一部分率先徒步进入西藏外，其余各部先是修建甘孜飞机场，再继续修筑川藏公路。当时只有铁锹，钢钎，铁锤等简陋工具，我们硬是用手工，炸药完成了这两大举世无双的巨大工程。其土，石方如果筑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城墙，其长度可绕地球赤道好几圈。

十八军进军西藏之举，在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可惜当时由于国家全力对付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未将这一行动大力宣传，全国人民知之者不多，我把它记录下来，让自己后代也知晓这件事。

《一》初战高原

汽车的车轮子开始缓缓滚动，我们就要离开剿匪战斗了一年的川西，铁血男儿没有那么多的柔情别意，新的战斗历程开始了——进军西藏！我们的心也跟着汽车向着那块神秘的土地前进，前进！

汽车一路颠簸着，我们也如在空中扑通着翅膀的鸟儿，陌生的领地承载着数万健儿的一颗颗火热的心，我们向着希望挺近。汽车七弯八拐上了二郎山，此山的山顶是晴雨的分水岭，汽车在东面的盘山线爬坡时，突然大雨滂沱，车轮子不时地将飞溅的泥石打在车厢上。到了山顶，从西面射来灿烂的阳光，叫人陡然心花怒放，坐车的疲劳顿时消散。

下了山，我们就到了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铁索桥边，找块比较平整的地方，搭起军用帐篷，我们的部队便开始野外露营。第二天，铁索桥上已铺上了木板，人走在上面左右摇摆，我们沿着红军走过的两旁长满仙人掌的山石道路整装出发，向有名的高原城市康定前进，也开始了我们用双腿徒步进军西藏的壮举。

出了康定城，就要翻越折多山，此山的海拔高度有4200多米，是川藏线上第一个需要翻越的高山垭口，因此有康巴第一关之称。折多山既是大渡河，雅砻江流域的分水岭，也是汉藏文化的分界线。翻过了折多山，我们就正式进入康巴藏区了。折多在藏语中是弯曲的意思，写成汉语就是折多。折多山的盘山公路确实是九曲十八弯，来回盘绕就像多字一样，拐了一个弯又是一个弯，当地人有句话叫 “吓死人的二郎山，翻死人的折多山。”

上了折多山，就是真正的踏上高原了，因此翻越折多山是我们进军西藏的第一次考验。开始行军时，与在四川平原行军一样，我们都没有什么高原反应。但是越往上爬，心就跳得越厉害，而且抬腿也有些吃力。大约是下午两点多钟，我们离山顶很近了，指导员和连长叫部队停下就地休息。我们吃了些干粮，又继续前进，在离山顶不过四五百米的地方，举目望去峰峦重叠，山尖上白雪皑皑，看上去十分壮丽，好一派高原风光。

这时，指导员指着一段较陡的山坡，便动员大家说道，“走这段离山顶较近，看谁能从这个陡坡先爬上山顶。”

我是指导员的通讯员，除了有保卫指导员的责任，完成通讯任务外，还要响应指导员的号召鼓舞士气，使指导员的政治工作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都是一名通讯员责无旁贷的事。我抬头看了看山坡，心想就这么一段路，用不了多久就能爬上去。

“我们来比赛吧！看谁先爬上山顶。”

我挺直了胸脯，高昂着头，带着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对旁边的一个战士说。

对方也不示弱，他带着一种挑战的表情大声说道，“行，爬在后面的是孬种。”

我们说着提腿向坡道走去，开始走了一段路还可以，可越接近山顶越气喘呼呼，反而觉得山顶遥不可及了。我们必须停下来稍作休息，不然心就要跳出来似的，我们的胸腔随着呼吸的急促而剧烈的起伏。刚才出发的那种豪情壮志早已消散，我们望着山顶一下子都沉寂了下来。

军人岂能轻言放弃？我们感觉呼吸顺了一些，便又往前走两三步，腿脚却像绑了千斤重的铅块，每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我们只好这样走走停停，两三百米的距离，竟然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山顶。

晚上，我们就在山下扎营，可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有一位老战友牺牲在了折多山上。

甘孜是我们上了高原后要到的又一个目的地。这里有一片狭长的平坦土地，为了支援先遣部队进入拉萨，我们奉命在这里修建一座能降落轻型运输机的飞机场。中午，我们到达甘孜，炊事员烧火煮饭，战士们根据连里划定的位置准备架帐篷。一时间，大家都忙开了，有的开沟，有的上山砍茅草，有的把帐篷一块块地连接起来，然后用杆子撑起来。为了使帐篷稳固，我们在四周拉上绳子用钉子钉好，一座座帐篷便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一切看上去井然有序。

打茅草的战士们回来后，接着把茅草抱进帐篷铺在地上，上面铺上油布隔潮，再铺上毡毯就可以睡觉了。战士们把这种材料铺的床起名“钢丝床”。这样忙到下午两点多，忽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空一片混沌，刚搭好的帐篷在呼啸的大风里摇摇欲坠。有的被风吹落在地上后，又被大风卷在地面上翻滚，有一个帐篷像脱了线的风筝，在空中像一块巨大的芭蕉扇四处飞舞，转眼间越过一座大山不见了踪迹。

我们连搭的帐篷不大，文书，军械上坐着的通讯员都帮我们抓住绳子，用脚踩住打下去的铁钉，总算保住了我们的帐篷没有被风吹翻。连里的首长只好重新布置架帐篷，找回被刮跑的帐篷。到了四点多钟，风才停了，大约六点多钟，外出的战士们也都回来了，一个个帐篷又重新架起来，成了我们这些战士们的家。

风风火火地忙了一天，战士们一个个早已饥肠辘辘，连长问起事务长关于晚饭的事，只见事务长皱起了眉头，有气无力地说道，“连长，怎么办呢？炊事员煮了两锅三层饭，下面是黑锅巴，中间是黄米饭，上面是一层米糊糊……”

战士们谁也没有抱怨，径直走到锅边盛饭，事务长让炊事员把上面那层难以下咽的糊糊盛掉，其余的让大家吃了个精光。多变的天气，给初上高原的我们上了第一课。

部队在甘孜扎营后，营里首长在三个连队里抽调了几个年龄不大而长相又好的战士组织了一个通讯班，我也是其中一个。通讯班的人不准剃光头，都是清一色的西式头。营首长给了我们一些特殊待遇，只要营里集合，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排在第一列，衣装整齐清洁，个个红光满面，惹得其他的战士们投来羡慕的目光。由于这样，营里的人员就多了起来。

当地的气候干燥多风，住帐篷不是一个好办法，营部指导员召开诸葛亮会议，要求我们出谋划策。北方的战士提出挖土窑，南方的战士提出筑土屋。我是南方人，见过父辈们是怎么修建土屋的，首先找两块夹板，几个木棰，一层层地把土筑成墙，然后在墙上面架上横木，顶上盖上草或瓦，这里雨水少，可以盖草皮。我的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剩下的就是材料的问题了，土有，草也有，只差木头没有。大家站在小土山上望去，发现雅砻江边的山上有木头，引来了大家的欢呼。

第二天，由营部参谋领队，让一个川籍战士当助手，拿着伐木和运木的工具，斧头，锯刀，铁丝，绳子，我们一行二十来个战士唱着军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沿着雅砻江往山上爬行，我们看到江边有几个人在活动，河面上漂浮着一具雪白的尸体，我好奇地问参谋那是干什么。参谋望了望人群，然后望着我说，“根据藏族的风俗习惯，人死后有三种葬法，即天藏，水藏，火藏，这恐怕就是水葬吧！”

我们都朝着人群望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向上爬行。走到一个地方，一条小溪拦住了去路，溪上没有桥，搭桥又没有木可以砍，只能淌水过去。

前面的川籍战士第一个下水，他刚下去，发出一阵惊呼，“啊呀，好痛啊！”

我见他急忙跳上了岸，凑近打量面前的小溪。溪水清澈见底，除了石头，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便马上下到水里，顿时觉得有万根钢刺扎在我的腿上，水冰得像拿刀片割进了皮肉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转头一看，大家都在巴巴地望着我，这退也不是进也不是。我转念一想，在这种时候我不能认怂，上刀山也得往前走。于是，我迈开了第二步，后面的战士纷纷地跳到水里，一时间浪花飞溅，响起一阵阵哗啦啦的水声。大家一个接一个快步行走在水中，我们很快通过了小溪，上了山头。

山上是一片冰雪世界，我们踩着冰，找到了有树木的地方。我们砍了大约三十多根一尺多胸围的木头，准备每两人抬一根往回运。这时，那位川籍战士提议说，“我们那里砍木下山如有水道，都是把木头扎成木排往下运，这里虽然没有水，但是山上是冰，木排在冰上往下滑也是相当省力的，滑到河边也就容易运回部队了。”

大家听到这位战士的提议，都鼓掌赞同，都说这是一个好办法。紧接着有人问，“那木排要怎么扎呢？”

川籍战士胸有成竹地笑着说道，“我为指挥，大家听从我的指挥，保证很快就可以扎成木排。”

大约忙了一个小时，木排扎成了。川籍战士又去砍了一根不大不小又坚硬的木头扛上了木排，又招呼我们坐在木排中间靠后的地方。只见他像一个撑船的人举着木头往木排后面用力一撑，木排开始徐徐下滑，没过多久，木排开始加速。不一会儿，它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茫茫雪原里飞奔起来。这时，同志们的脸上绷得紧紧的，大气也不敢出，原来只看到一条线的雅砻江，顿时在眼前变得宽大起来，湍急的江水滚滚而下，眼见木排就要冲进激流里。这时，营参谋悄悄地问川籍战士怎么办？川籍战士有些慌张地瞅了我一眼问，“往右摆行吗？”

我小时候在资江边的一所中心学校读书，看到过木排在激流中拐弯的情况，我迅速地看了一下面前的地形，然后指着右边的小山头，很坚定地说，“上那就行。”

川籍战士即刻举起那结实的木头在右边的排尾一点，木排的头往右边的小山上飞去，慢慢地停止了滑行。大家这才如梦初醒，一根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原来我们已经脱险了。我的心里像打鼓一样，心想我们差点就成了部队水葬的试验品。

我们翻过小山头，不过多久便到了上山过小溪的地方，第二天营部派人沿着江岸把木头运回去。这样忙碌了一周的时间，土屋落成，我们快活地在土屋里生活了一年。

有些连队挖的土房上面横着木头，再在上面盖上草皮。由于上面的面积大，盖的草皮太厚，木头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折断后就出了安全问题。

有一次，军里让文工团来部队慰问，一个连队好意腾出土屋让文工团住，后来屋顶垮塌，有十几个女同志牺牲在了土屋里。当我们路过出事的地方时，一个同志重重地叹息了一阵，“太可惜了，土屋啊！你怎么忍心埋娇呢？”

修建甘孜机场的战斗打响了，一千多米长，一百多米宽的工地上人山人海，歌声和号角响彻云霄。当时的施工工具很是落后，使用的是铁锹，十字镐，木杠，藤筐。每层松土只倒三十厘米厚，用木夯或石夯夯实。特别是机场的跑道约60米宽，倒的土的质量，厚度，夯实的路面质量都有严格的要求。木夯或石夯往往都达不到要求，要重复夯实，因此工程进度很慢。

为了赶进度，我们用钢铁铸成的铁滚，用铁滚压实工效高，质量好。一个铁滚要两百多个战士才能拉动，后来取土的地方也不行了，必须到两三千米以外的地方才能取到符合质量的土，工地进度又慢了下来。

不久，工地上铺上了轻轨铁路，一台台翻斗车在轻轨上风驰电掣，看上去多么的激动人心啊！

一开始，我们这些通讯员在工地上都没有具体地去劳动，只是传达一些命令，帮首长跑跑腿。有一天，营长的烟瘾犯了，正好我们有四五个通讯员没有事坐在一边乘凉。他悄悄地对我们说，“吃过午饭后，你们都到工兵团的工地上去玩，看到他们丢掉的烟蒂帮我捡起来，不要对别人说起。”

当时的运输困难，只有工兵团经常有汽车回四川，烟自然不成问题。而其他的部队连粮食也难以保障，烟和酒更是无法保障了。我记得我们原来的连长实在馋酒的味道了，竟然用固体燃烧酒精兑水喝。捡烟蒂的事，营长在三反运动中作了检查，表示一定戒烟，想抽烟时就吃一粒糖果。后来，运输团和工兵团都增加了车辆，运输的情况好转，烟酒也就多了起来。每个战士一两个月发一条烟和一斤糖果，营长也没有再戒烟了。

轻轨铁路开始运土后，我们这些年轻的通讯员实在憋不住了，纷纷向营部指导员请缨，要求组织战斗小组，轮番上翻斗车参加运土。指导员请示营长后，营长考虑到这些年轻战士有的是力气，在工地上锻炼一番，能够培养顽强的战斗精神，将来交代给他们的战斗任务也一定能很好地完成。

我们得到批准后，包了一辆翻斗车，轮换着上工地。我们在车上插上了一面自制的红旗，上书三营营部战斗组。说起这个翻斗车，每次装上一立方米的土，约一千公斤。往工地上去是下坡路，车在轨道上猛地往下极速滑行，两三千米的距离很快就滑到了。但返回上土的地方便是上坡路，两个人各站一边，将车倒推着走，走得越快越省力。

我们一组五个人或六个人，只有两个人开车来回跑，三个或四个人挖土装土。由于一条道上有很多车，我们的开车时间是统一的，想多跑是不可能的，也不能慢跑，跑慢了或是装慢了都会影响别人，都在暗自较劲不落他人后。

我爱跑车，不爱上土。人站在车上，红旗飘飘，策马奔腾，真像一个凯旋的士兵，这样多风光啊！由于我们这个营部战斗组的出现，带动了一些机关人员的劳动锻炼，我们还因此受到了表扬。

有一次，下午收工的号角吹起来了，我们五个人都上了车。一天的劳动即将结束了，心里特别高兴，不由得唱起了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突然一声巨响，车子向上翻倒，我们五个人，连同工具和翻斗车都翻在了铁轨的两边。我的屁股先着地，当时只觉得尾椎骨有点痛，站不起身来，手上和腿上鲜血直流。另外一个战士被翻斗车压住，当即住进了团卫生所，其余三个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轻伤。事后，我们究其原因，原来是铁锹掉下来插在轨道上引起翻车。

通过这次教训，自此收工后的所有工具不准再放到翻斗车上了。虽然我们不停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可工地上仍然不时地传来伤亡的消息。翻车后的第二天，也是在收工的时段，某连一个翻斗车由于车速过快，制动闸失灵，车子撞上了前面的车子，车上的一名同志当场牺牲。一个星期后，有两个机关女同志在挖神仙土，也就是在土的下面往里面挖，像打地道一样，把下面挖空了，好让土垮下来。

到了休息的时候，她们两个人坐在土的下面休息，头顶上的土方突然垮下来，一时躲避不及，两位女同志就此牺牲了。出了这个事故，工地又禁止这样挖土，同时着重强调施工安全。可是百密总有一疏，这样大的工程，这么多的施工面，这么多的施工人员，安全事故确实防不胜防。

真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众多同志的流血牺牲精神换来了甘孜机场的通航，也许能为早日解放西藏贡献一份力量吧！

《二》翻山越岭搞建设

部队完成了柯洛洞的施工任务后就要横渡金沙江了，金沙江地处长江的上游，江水从高山峻岭中倾泻而下，一个个漩涡在江中翻滚，我们有一个团坐在江边等待坐船。我往江边一看，哪有船的踪迹，有一个同志突然说道，“刚才我们通过的山窝里有一支工兵部队在造渡船，将来车路修通后，汽车就靠渡船过江。”

“那我们怎么渡呢？” 我想了想问道。

“你看，那就是船。”

我顺着他手指着的方向朝江边望去，有两个藏民正在抬起一个圆形的东西，外形看上去有点像龟壳。我小时候在外婆家读书，在同学家里看过西游记，暗自思肘唐僧取经回来时坐在乌龟背上，是不是就是坐的这种船呢？我便问旁边的一位同志，“这叫什么船呐？”

“我也不知道，我去问问营部参谋。”

后来他告诉我说，“那叫牛皮船，很结实，如果撞在岩石上也不会损坏。几千年来，藏民就靠这种工具横渡金沙江。”

金沙江的水流湍急，牛皮船横渡过江时常常被水流冲下去两三里路才能靠岸。靠岸后把船拖起来抬到渡口再往对岸划，又要被冲下去几里路，我们又把船拖起来抬到原来的渡口。每只牛皮船只能渡十几个人，大家面对面团团坐在各自的背包上，由藏民水手拿着木桨在水中划。

我们坐在江边无事，便聊起了前方战士行岗托的情形。我们坐着的对岸就是岗托，西藏顽固分子派了一只部队守在岗托。过去历代王朝，包括国民党所有的部队都止步于金沙江畔，没有越过金沙江一步。而我们解放军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何况这小小的金沙江。几百万国民党部队也消灭了，还怕这区区几千藏头。藏兵用的都是英国造的步枪，步枪的前面安上两根架子，就像机枪的架子一样，据说这样瞄准射击打得比较准。

我们部队的机枪一响，藏兵的步枪就开始射击了。一个个火力点便暴露在我们部队的追击炮前，紧接着我们部队的追击炮朝着他们一阵轰炸，这些藏头便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都作了鸟兽状。我们部队很快地渡到对岸，立即展开昌都战役。

刚聊到这里，我们上船的命令下达了，我们营部通讯班一起上了船。上了船后才看到船是由许多木头支撑，周围像鼓一样，外面蒙上一层制作好了的牛皮。牛皮不是整块的，是将一块块缝制起来，表面很像龟壳，于是我们给它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叫龟船。

船开动后，大家屛息凝神，没有一个人讲话，也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没过多久，船就靠了岸。我们平安地渡过了金沙江，正式踏上了西藏的土地。

“提起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 这是部队里的一位文化干事为此山写的一首诗，后来还谱了曲在部队里传唱。我们部队大约于一九五二年到达雀儿山，这是川藏公路第一险，海拔高度5000多米，属于横断山脉。施工地段在雀儿山腰，这里终年积雪，山顶和云雾连成一片，天地没了分界线，真正是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时，我们部队的装备有所改进，给战士配备了皮帽，皮衣，皮裤，毡靴，羊毛毯，皮手套，总算解决了战士们高原御寒的问题。但是在雀儿山这样的高山上，天气变化无常。有一天中午，部队开中饭时，突然狂风大作，雪花飞扬，顿时我们的饭碗里落满了雪粒子，这样的饭菜如何能吃？可战士行军常常会遇到各种突发问题，再苦再累也要咬牙挺过去。饭菜不能吃也要吃，铁血战士没有那份矫情，大家只好扒拉碗里的饭菜，一顿狼吞虎咽。

“我们这是吃的珍珠米，恐怕地主也吃不上呢！”

有一个战士一面吃一面打趣道，我们听着他说笑，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雀儿山的地面是一层厚厚的冻土，施工特别困难。铁锹不起作用，即使用钉锄头挖，也只能溅起一点土星子。后来我们只好打眼放炸药炸，炸个深坑后，再用刚钎一层层撬起来。我当时看到这种局面急坏了，脱了皮手套拿着刚钎撬。没过多久，我的手掌竟然粘在刚钎把手上扯不下来。我又急得不顾一切地用脚踩住刚钎使劲拔，刚钎掉下去了，而我手上的皮也撕了一层下来，血淋淋地粘在刚钎的把手上。当时疼得我眼冒金星，眼泪直流。找卫生员随意包扎了一下后，我又风风火火地开干。

晚上睡觉的问题，也让我们费了不少心力。在冰上扯起帐篷，这种冰面上搭帐篷比甘孜还困难。铁钉要打入冰里像打在铁里一样，有时錾开的是一小块，有时錾开一大块，即使打进去一些也不牢固。在冰上睡觉得先铺一块油布，上面再放上羊毛毯，盖上被子就这样呼呼大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连内衣内裤都是湿的，原来是身上的热度将冰融化了。

这里的天气到了晚上也变化无常，有一天晚上突然刮起了大风，我们住在山腰，虽然没有下雪，但绝大部分的帐篷坍塌，有的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议论纷纷。

“帐篷没了啥稀罕，蓝天是屋顶，星星就是灯，冰雪高原就是家。”

另一个战士也接着打趣道，“白天吃的珍珠饭，晚上睡的玻璃床。时时听音乐，乐在其中，睡在高原上，想着保边疆。”

又有一个战士气势恢宏地大声说道，“人民战士谁怕苦，不畏天寒和狂风，你软弱它就是狼，你坚强它就是孬种……”

一时间，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争先恐后说起来，一派豪情壮志。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我们这些战士各个斗志昂扬。两个多月后，我们完成了任务。

离开雀儿山工地的那天早晨，山上传来了不好的消息。由于昨天晚上山上刮风下雪，新修的公路上盖满了白雪，厚度达到了两米多深。高山上的道班正在扫雪，道班是铁路和公路的养路工人。一支路过的部队中有一名战士去如厕，不小心走进了无底的深渊，这名战士便永久地守卫在了这座雪山上。

到了山垭口，听说垭口埋着一位筑路英雄。我们一众战士们站在垭口上回望雀儿山的主峰，在阳光下的它，成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白玉宝塔，塔尖直插蓝天，看上去既美丽又威严。

为了下山快，我们不走已经修好的盘山公路，而是从垭口两边的山窝里出发，都坐在各自的背包上滑下去。当时的情形是多么的壮观啊！打通雀儿山的歌声在山窝里响起，“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铁山也要劈两半，誓把路打通。”

我们被一种胜利的喜悦包围，个个兴高采烈只顾着快速下山，也不择路径。山窝中开辟了三条路线，我在下滑的途中不小心碰到了一块比较突出的硬冰，一下子整个人翻倒在冰上，头也被冰撞了一下，好半天爬不起来。等我爬起来，已经落后了部队好长一段路。我忙又坐在背包上往下滑，滑到一个弯道，我想着从左边滑下去，心想那会是一条捷径。我刚滑下去两三米，突然又掉进了一个雪坑，我抬头往上一看，只有一个小小的洞口。我仿佛成了一只井底之蛙，我对着洞口大声呼喊，外面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回音。

在这种时候，我只好冷静下来思考对策。心下估计这个雪坑不过是三四丈高，我能想到办法爬上去。这样想着，我伸手去摸洞壁，除一面是冰壁外，其余地方都是松雪，想爬上去是行不通的。我只好又不停地呼喊，仍然没有收到一点回音。我就那样站了很久，腿脚变得十分酸痛，我想坐一坐，却又发现不见了背包。我用脚往下探了探，发现背包就在我的脚下，我又往背包上踩了踩，背包没有动，心想下面可能是底了，我也再不会往下坠落。只要不往下坠，就有生存的希望。我又试着向洞口喊了几声，还是没有听见回音，周围仿佛能听见雪花飘落的声音。这时候，先保存体力是至关重要的，我只好静下心来等待救援。

我想把背包拖出来好坐在上面，刚弯腰松雪就往下掉，我动也不敢动了。这时心里想那个牺牲的战友，自怨自怜地在心里叹息道，“战友啊！你早晨才堕入万丈深渊，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我为你作伴呢？”

站着站着，人渐渐没了精神，眼皮子直往下沉，我心里一惊，意识到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雪山上是不能随便睡觉的。我只好强打起精神，慢慢地用脚把背包提起来，我的身体紧靠背包站着。不过一会儿，我又困顿不堪，眼皮子实在睁不开了，好在我的意识非常清醒。我忙抓了一把雪放在嘴里，头脑顿时清醒过来。除了等待救援，我实在没有办法可想，我只好又声嘶力竭地朝着洞外呼喊，还是没有听到一点人声，我的心直往下沉。

今天背包上没有插铁器，我已无计可施，生还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人一旦陷入绝境，总会不由得思考起死亡的事。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十三岁那年我的母亲出殡的画面，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也是这样的大雪茫茫日。田野，山林，举目望去一片雪白，我身着孝服，脚踩草鞋，手拿孝棍，亦步亦趋地走在棺材的前面。走在我前面的是我的姑父，他拿着一把铁锹在前面铲雪。

我仿佛听见了那阵熟悉的呼唤，“儿啊！你怎么来了？你快回去。”

接着，我又看见了妹妹，她才八岁，我们挑着竹片上一座三，四里路的高山。妹妹哭了，我也哭了。

突然一声军号响起，把我从一种混沌的状态中惊醒，只听见洞口外有一个人带着哭腔在喊，“小龚，小龚……”

紧接着又有一个人找着了我，他使劲喊我，可是我无法回应。当我清醒时，我已躺在团部卫生院的病床上。后来才知道我得救的经过，部队在山脚下清点人数时，才知道缺了我。营里便立即组织了五个人返回寻我。通过逐一询问，才知道有一个战士摔了一跤，如此他们才查到我掉下去的地方。好在那天天气晴朗没有下雪，这才把我救起来。想想真是后怕，若是下了雪，他们便找不到我掉落的地方痕迹，也找不到埋藏我的洞口。那天我被困在雪洞里五六个钟头，重新尝到了卧冰尝雪的苦头。

部队到达昌都后，驻扎在澜沧江边，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大约是在五三年四月间，毛主席提出了“公路走南线，巩固国防线”的伟大提示。走南边公路必须跨越横断山脉，同样是高山峻岭，激流大河，我们在河边的一处草坪上搭建帐篷。这时，我已从营部来到机枪连五班当战士，五班是个模范班，指导员徐根远同志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期望我把五班带动起来，巩固模范班的声誉。

部队接到命令赶赴怒江工地时，我们班都减少了随身带的行李。棉衣没有带走，只带了几件换洗的单衣，而修路的工具却一件也不少，我们想着模范班主要是在工地上提高工效，从而带动全连的进度。从澜沧江去怒江要越过一座大山，山上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公路走南线，南线属亚热带气候，谁知道还有雪山。

行军的第一天上午，我们都穿着单衣，时而汗流浃背。到了下午，天气渐渐转凉，变得冷飕飕的，山间的寒凉顿时叫我们全身的毛孔都缩紧了。到了晚上，我们很是幸运地发现了一户汉族人的家，这是一座木屋，很宽敞有厅堂，这与藏族同胞住的房子完全不同。我们没有见到户主，只好暂时借住在偏屋里。

第二天清早出发爬山，一会儿又大雨倾盆而下，我背着一个70来斤的大帐篷，全身被浇得水淋淋的，只好靠在一个石头上休息。雨渐渐停了，风声又呼呼，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觉得全身发冷。我想加件衣服再走，才发现自己没有衣服可以换，由于我的帐篷太重了，背包已被副班长带走。越是寒冷，我越不能休息，只有不停地走，身体才会产生热量抵御严寒。于是，我急步赶上了大部队。

上山后四处都是草原，有些地方有一丛丛的灌木，平原中间有一条河，举目四望，一眼望不到边，甚是辽阔。突然间下起了小雪，一会儿小雪变成了茫茫大雪，天地一片苍茫，什么也看不见了。队伍之间只能看到前后两个人，从前面传来口令，要求我们前后紧挨着不能掉队，发现问题马上向前报告。我们在雪花纷飞的平原中继续行走，部队一刻也没有休息，我们的身上，头发上，甚至眉毛上都落满了雪花，像一个个行走的雪人。大约过了两三个钟头，风停了，雪也停了，我们的部队才停下来稍作休整。

我们都站在雪地上赏这雪原的风光，到处白茫茫的一片，白光有些刺目。过了一二十分钟，前方有一支部队向我们走来，待他们走近了细看，才知道是我们团的先头部队。

原来是一场大雪遮住了去路，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向导带错了路，错过过河的地方二十多公里，我们都必须按原路返回。在西藏高山深河行路相当困难，如果一个人迷了路，那可能就是死路一条，何况是在这山顶上呢？

山顶上过河的地方，是前方工兵部队搭的一座木质桥，其余的地方都无法过河。返回错过的路口行了两个多小时，到达过河的地方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行军一天，战士们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部队必须埋锅造饭。连里首长怕又发生意外，同意连长的建议等部队过了河再休息吃饭。这下是副连长走在前面，我们班跟随在后面，副连长，通讯员，副班长和我刚踏上桥面走了不到两米，木桥剧烈地晃荡起来。

“快退……” 副连长大声喊了一声。

我们赶快跳上岸，木桥随之咔嚓一声，随着急流飘走了。这场大雪引起了河水猛涨，冲断了木桥，把我们这支部队搁在了这桥边。没有桥怎么过河呢？桥又什么时候能修起呢？连首长当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眼见过不了河，只能先安排吃饭，他派人去扯灌木当柴烧，也作床铺草，铺在地上用以隔潮，这些都是我们行军的家常便饭。

连长看到战士们个个穿着单薄的衣服，没有穿棉袄，又赶快下了命令，由副班长带头，各排首先搭好帐篷，铺好床，打开被子，战士们都必须上床睡在被子里。其余的事情都由连首长，连部勤杂人员，排长，班长处理，饭做熟后由他们端给每个战士。

过河的问题不解决，防寒也是个大问题，再说我们的粮食也不多了。这山顶上有好几千个修路的民工，通过和负责民工的机关联系，才借来了一百多件棉衣，也借来了一些粮食。我们一住就是三天，三天后连首长接到命令，我们需要在天亮前，大约凌晨五六点过河。过河的地方是运粮食的地方，扯的一根粗钢丝，上面套上一个铁环，一只橡皮船的铁链吊在铁环上。铁环上扭上两根铁丝，拉左边的铁丝船往左边去，拉右边的铁丝船往右边去。这是部队通过交涉，暂停运粮食，让部队先过河。

我们连在四点左右到达过河的地方，通过雪光可以看到过河的情形，橡皮船每次大约可以渡十来个人。轮到我们连了，连首长叫一排先渡，先过去了一船。空船拉回到钢丝中间时卡住了，铁丝怎么扯也扯不动，眼看就要天亮了，天亮后就不准再渡人，运输粮食更是要紧的事。

这时，我走了过去，扯了扯铁丝，想到可能是铁丝绞在了钢丝上，只有把绞住的地方解开，才能拉动渡船。我毫不犹豫地对班长说，“班长，我去解开铁丝。”

“你怎么去啊？有几十米远。” 班长有些疑惑地瞅着我，他的眉目间看上去有些忧心忡忡。

“我可以抓住钢丝吊过去。”我自信满满地用很坚定的语气说，试图就此打消班长的顾虑。

班长有些犹豫不决，他迟迟不下决定。我又走到指导员的面前将我的想法说了一遍，指导员沉默片刻后，也很坚定地对我说，“好样的，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这时，团副班长站了出来说道，“我们两人去，我可以做他的帮手，两个人攀钢丝时也有个照应。”

我和副班长在一双双热切的目光下，非常从容不迫地抓住钢丝一步步地向前攀爬。指导员和连长在我们的身后不时地高呼我们的名字，其他战士也不住地喊加油，他们这是在给我们俩鼓劲。说也奇怪，我的手劲一直很差，可在这时好像越往前攀越有劲。可能是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时，常常攀爬屋后那根桂花树练出来的本事。那根桂花树的枝干伸得很长，我和一些小伙伴经常攀着枝干在上面荡来荡去，像荡秋千一样。十二三岁时，我也曾攀着高大的圆珠树采圆珠果，人在树上像猴子一样蹿来蹿去，一点也不害怕。于是就有了我今天徒手攀钢丝的勇气，钢丝下面激流汹涌，我依然毫无惧色。

我们攀到了船边，我摸了摸钢丝，果然是钢丝和铁丝绞在了一起。我慢慢地扭动铁丝，副班长帮我抽动铁丝，这时，我们都只能一手抓住钢丝了。由于两个人合作，铁丝很快被解开了。接下来，我们两个人都必须上船才能拉动铁丝。可是钢丝和船中间有一段距离，我们必须拉着吊在船上的铁链才能从水里上船。我们别无他法，只好沿着铁链下到水里再又爬上船。拉铁丝的把我们和船一起拉回岸边，我们两个人下身都是水淋淋的。部队还得向前出发，军队任务永远是摆在最前面的，容不得我们瞻前顾后，只有不停地向前跑才能迎接黎明。

不一会儿，我的两条裤腿变得硬邦邦的，原来裤子外面那些未干的水凝结成了冰。正好前面一处地方有火光，我们便朝着那点光很快地走过去。原来是民工的炊事员在烧火煮饭，我们走过去将情况一说，他很快找来裤子给我们换上，让我们把湿的衣服烘干。天亮后，我们连的同志全部都过了河，我和副班长也很快地赶上部队。

过河后一路下山，那里的树木茂盛，桃花盛开，鸟儿在树林间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充满了勃勃生机。我们的士气为之一振，到第七天便来到了怒江边。这里突然变了天日，成了炎炎夏日，似有一团火在我们的头顶燃烧。回想起那七天七夜，我们真是经历了四季的变换。

我们到达怒江时，看到一颗树硕果累累，树上结满了叫人眼馋的梨子。在怒江施工的过程中，有一天我发现了岩石疏松，可以不用炸药去炸，只用刚钎撬空下面，然后撬上面的岩石，一下子坍塌了几十方。

大家采用了我的建议，于是创造了我连施工史上的奇迹。连首长把这情况直接报到团部，团部马上批准给我立了三等功。不久，我被提升为文化教员，在年底休整对干部进行文化教学中，创造了生字开花教学法，大大提高了部队的识字率。因此，我又获得了团司令部的通令嘉奖，部队综合我的表现，在年底评功时，我又荣立三等功，也就是师部给我的三等功的奖状，这就是这张奖状的由来。

我在进军西藏的五年中，共获三等功七次，中央交通部颁发的三等奖章一枚，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我为祖国的建设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项举世闻名的工程，是我们数万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而修筑起来的，我多想有生之年能在那条我们洒过血泪的地方再走一遭。

《三》和平解放西藏

西藏的居民大部分是藏族，其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与内地完全不同。当时进藏的政策是“团结上层，教育下层”。我们的部队纪律是“一般战士不和藏民接触，遇到和藏民发生冲突时，不打到自己身上不能还手，更不准宣传打土豪，分田地，不准帮助穷困的藏民反对土司和喇嘛”。

部队到达甘孜后，在此设立了兵站。各种物资都由兵站供应，有些东西如牙膏，毛巾等都在兵站设立的商店里购买。那时候部队不发津贴费，如果没有毛巾洗脸了，找事务长领一百元可以买一条毛巾。后来开始发津贴了，我第一个月领了五千元人民币。我立即买了一支钢笔，用去了七千五百元，还向别人借了两千五百元。津贴慢慢地涨，后来拿到三万元一个月。三万元是过去的旧人民币，后来发行了新的人民币，那三万元便只能抵三元钱。这些钱只能到兵站商店里买东西，当然，部队商店里的东西也便宜。若是在外面的小商贩手上或者到土司们设立的商店买，他们不要人民币，只要银元，一块银元只能买一块鸡蛋糕。

有一次，我领了三十块银元的稿费，只买了一双棉鞋，结果穿一个星期就脱了底，我只能忍痛扔了。那时候，报社的稿费是一篇稿子一块银元，关于其他的待遇问题就不说了，总之都是很低的，尽管我们的生活异常艰苦，谁也不会议论这些待遇问题。

那些开商店的土司们看到战士们买的东西这么便宜，便打起了发财的主意。有一个土司来到我们兵站的商店，这里看看那里看看，询问了各种货物的价钱后走了，兵站商店的同志当时也没有理会这件事。

第二天，土司又来了，找到了商店的负责同志，并直接说明了他的来意。他想把这些货物全买下来，商店的负责同志想了想说道，“我是奉命在这里负责的，一切事情必须请示上级，我明天再回答你。”

土司听了后，又看了一下商店陈列的货物才走。商店的负责同志很快请示了兵站站长，站长想着若是把货物全部卖给他肯定是不行的，这是供应战士的物质，都是平价商品。站长思前想后，自己没有主意。新到藏区，必须团结上层，不能一口回绝他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想不到好的办法，于是马上请示后方司令部后勤处负责人，据说还把这事反映到了中央。后方司令部的决策是同意土司在七天后取货，但必须同时将商店存放的所有货物全部买走，货款一次付清。

部队立即从四川派出十五辆货车装满兵站的货物，日夜兼程赶到甘孜。七天后，土司喜滋滋地来到商店，睁眼一看，货物堆积如山，他一时呆立在原地，想自己哪有这个本钱将货物全部买走呢？

他在解放军的实力面前低下了头颅，只好竖起大拇指称赞兵站商店的负责人非常守信用。连说，“亚姆，亚姆……”，亚姆翻译成我们的汉语是再见的意思，他很是失望地走了，再也不谈买货的事。

上级的这个处理办法，不光尊重了这名土司，也彰显了解放军的雄厚实力，好让这些不安份的藏头知道，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

后来，商店的货物也对藏胞开放，只是不能买多了。慢慢地，藏族同胞开始接近我们的军队，从而出现了一支支援前线运送物资的牦牛队伍。其中，有一个支前模范，他组织了一百头牦牛队伍，一直跟着我们部队。大概是在前往四川省柯洛洞的途中，我们在一片绿色的草原上遇到了他们。傍晚时分，篝火点点，我和几个战友走到了一个藏族同胞的身边，我们向他挥挥手，他笑了笑，示意我们坐一坐。

我们和他团团围坐在火堆旁，只见他熟练地从一个皮袋里取出一个小套​子，皮套上面有一个铜管子，他用手捋了捋，火更大了些。草原上没有干柴，藏民烧的是干牦牛粪。火堆上搁着一个陶罐，我看着这位藏民朋友放了一些茶叶进去。水开了后，他用一个土黄色的碗倒了一碗茶给我们喝，我们都尝了一口，茶水很香。然后，他又从袋子里抓了一些面粉放进碗里，用手指快速搅拌，不一会儿，面粉揉成了团。他把揉好后的面团端给我们，示意我们也尝尝，我们笑笑谢绝了他的这份热情。

他坐在我们的面前，抓着那坨面团慢慢地吃了下去，这就是他们的晚餐。很多藏民把这种面团当饭吃，被藏民称为糌粑，也就是我们汉语炒面的意思，它是藏族牧民传统的主食之一。若是比较富裕的藏民，他们会加一些酥油进去。酥油是从牛奶或羊奶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加热和冷却的过程，形成一种类似黄油的乳制品。在藏区，酥油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食。这个藏民与我们聊了几句，这也是我第一次与藏族同胞接近。

大约是过了昌都，我们施工的地方气候变化很大，一天的温差呈现出一年四季。这真是应了那句“早穿皮袄午穿纱，环抱火炉吃西瓜”

这里没有西瓜吃，我们也没有看到西瓜，不过看到了藏胞生吃牛肉。在一片草原上，有十来个人把一头壮牛捆翻杀了后，都拿出随身佩戴的小刀剥牛皮，当鲜红的牛肉露出来后，他们忙割下一块放进嘴里大口咀嚼起来。吃了牛肉的人，两边的腮帮子上都沾上了牛血，鲜红一片，那场面很是血腥。

他们看到了解放军连忙割了牛肉，对我们说道，“撒嘛撒。” 意思是吃一点，也叫吃饭。我们看着那团血淋淋的牛肉连忙摆手，汉族人谁敢吃这样的生牛肉？

我们还发现这一伙人在割牛肉时，也有几个藏民没有吃上。于是，我们的炊事员给了一些剩饭剩菜他们吃，他们很是高兴地吃了，我们与藏民的关系进一步贴近。

有一天，我看到团部卫生所来了几个藏民要求看病，我们到藏区已经两年多了，还没有藏民来看病，不免觉得有些奇怪。原来藏民有了病都是诵经念佛，没有医生治病。有一个土司的孩子病了，他们求佛敬神闹了一番，始终不见好转，孩子已经奄奄一息，正好被我们的医生看见了，就对土司说道，“让我看看孩子行吗？”

土司看到解放军医生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他想了想就点头同意了。医生看了看孩子，发现只是得了流行性感冒。医生给土司的孩子拿了一些药并叮嘱他们怎么吃药，不久，孩子就康复了。土司看到解放军医生这么神，便把这件事迅速宣传开了，他们有了病也赶快来找解放军医生。

“珍珠玛米门巴，亚姆，亚姆！” 后来，我们听到藏民经常说这句话。

五十年代的西藏还是处于原始的农奴社会，刀耕火种，种一年歇三年。佛教和土司是藏民的上层统治，藏民过的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解放前，这片土地却是最真实的人间地狱。农奴制度在这片土地上实行，几乎99%的藏民沦为农奴，只有1%的统治者享有特权。他们无情地剥削压迫农奴们，使他们连基本的生产工具都没有，生活陷入了无尽的困苦，还没有反抗的能力。更为残忍的是，由于无法承担高昂离谱的租金，农奴们甚至会被判处死刑。这种残暴的统治让农奴们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西藏还有一个恐怖的监狱被称为“血窟窿”，专门用来囚禁农奴们。在那里，一点小的过错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从鞭打到火刑，各种酷刑应有尽有，挖眼割舌这样的酷刑更是司空见惯，他们视人命如草芥，残暴的程度让人无法想象。

更令人骇然的是，西藏的贵族们将无辜的孩童、少女变为血腥的祭品。逼迫他们食用大量的迷幻药物，从而丧失反抗力，然后被残忍地杀害。他们的身体被用来制作各种恐怖的物品，如人皮绘画和灯具等。西藏的祭祀充满了恐怖和血腥，真是令人发指。

我们的解放军到了西藏后，那些农奴们逐渐意识到只有解放军才能拯救他们，而不是原来的贵族喇嘛。是解放军维护了他们的尊严和权益，并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希望。他们对解放军充满了渴望和感激之情，希望能够和解放军一起建设新的西藏。

有一天，我们看到了几个带着铁链的藏民，面黄肌瘦的，他们就是农奴。我们进军西藏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农奴，给这片生活在黑暗中的藏民带来生活的希望。

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打通交通要道，支援前面的战斗部队进行昌都战役，昌都战役打垮了西藏顽固分子的九个代本，尤其是第九代本，他们审时度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感召下，高举义旗，助力祖国解放西藏。一个代本约一个团，代本也就是团长的意思。昌都战役打破了西藏顽固分子妄图阻止解放军解放西藏的美梦。

1950年，新中国解放了西藏。解放军在解放西藏后，为西藏居民带来了医疗和粮食援助。同时，解放军还建立了粮食生产基地，为西藏人提供充足的粮食和食品。这才极大地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从贫困和饥饿中解放出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曾经有一支藏军步兵团，这就是昌都战役时在芒康起义的藏军第九团，俗称“藏军九代本”。后于1951年被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后改为昌都军分区）步兵第九团。

大约是在1950年的夏天，西藏地方政府将8个藏军代本4500人部署在昌都地区和金沙江西岸的广大地区，意图凭借金沙江天险，死守昌都重镇，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奉西藏地方政府驻昌都总指挥部的命令，藏军第九团在宁静即今日芒康一带布防。

解放军和西藏政府和平谈判不成，为了排除阻力，维护祖国统一，解放西藏，中央命令进军西藏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金沙江消灭昌都藏兵，打开进军拉萨的大门。

1951年10月7日，我们的十八军发起昌都战役，我军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势头连连打败西藏的军队。10月11日，藏军第9团代本（团长）德格·格桑旺堆与157团政委冉宪生进行了接触。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实力和亲民政策的感召下，格桑旺堆决定率部起义。10月18日，格桑旺堆代表第九代本全体官兵发表起义宣言，致电西南军委刘伯承同志，后转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

以下是德格·格桑旺堆对我们的中央政府发起的宣言：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为解除西藏人民痛苦，驱逐英国的势力，而进军西藏。这只是人民解放军为兄弟的解放才有这样的援助，其他是不会的。因此，我们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回到自己的大家庭来，与解放军携手合作，为本民族的解放，为解放西藏人民而奋斗……”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于当日复电格桑旺堆及第九代本全体官兵，“你们深明大义，毅然高举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使宁城得以和平解放，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无谓的伤亡和损失。闻讯之余，甚为欣慰，特电慰问。并希望力求进步，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号召藏军官兵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宁静县城升起了鲜红的五星红旗，解放军接收第九团人员343人。昌都战役胜利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和谈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明文规定“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第九代本起义后，政府始终给予九代本官兵优厚的待遇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也是为了稳定军心。在政策方面，起义官兵的待遇比十八军的其他部队都要好很多。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德格·格桑旺堆被授予大校军衔、二级解放勋章，这在当时藏军代本里是最高的军衔。九代本参谋长被授予少校军衔，两个老营长被授予大尉军衔，其他连排长也分别被授予上尉和少尉军衔，他们的后代一半以上都给了准尉的待遇。共产党对这支起义部队很尊重，比解放军里同等条件的都享有更好的待遇。

藏军第九代本在平息叛乱和社会建设中作出重大的贡献。西藏和平解放后，我们部队的枪支除留一部分晚上站岗放哨外，其余的基本上全部入库。我们所带的东西除了粮食和行军的衣物外，都是修路的工具。我们这支部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修了一条 带领人民群众奔向希望的道路。

《四》舍己报国

修筑川藏公路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真是天寒地冻，战士们的双手常常冻得裂开了一道道深红的口子，能看到里面通红的血肉，我们拿着工具不停地敲打，伤口子里的血便流出来，我们顾及不了这么多，很多战士为了完成任务连生命都可以弃之不顾，何况这几道血口子呢？

十八军的战士们不怕苦，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历尽千帆，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回首往事，我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还有不少战士为了新中国的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想起铁血战士们那斗志昂扬，热火朝天搞建设的情形，我的心中又如涛涛江水般激荡依旧。

那时候，我们修路没有现代化的工具，主要是用刚钎铁锤打炮眼，用炸药炸山头。为了鼓舞士气，我们曾经在工地上掀起过抡锤竞赛。就是中途不休息，看你在刚钎上不停地能打多少锤。我也曾打过300锤，还有一个千锤英雄，他一下子竟然连锤了上千锤，那份战斗力实在叫人钦佩。

放好炸药后点火也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要用炸药炸的地方，那里的地势一定是很复杂的，不光岩石多，地形也很陡峭。点火后隐藏的地方不好找，处理瞎炮更危险，我的一位战友就是在处理瞎炮的时候牺牲的。这位战士勤劳勇敢，排长很喜欢他，遇到有危险的工作，他总是抢着去做，有一种诚然可贵的大无畏精神。

这天中午，他们排在悬崖上打了几个不好点导火索的炮眼，他便自告奋勇留下来点火。排长不放心也留下了。点燃导火索后，他和排长迅速找到安全的地方坐下，只听得轰隆隆的炮声，顿时地动山摇，炸开的石头哗啦啦往下滚落。经常放炮的人是有经验的，听了炮声，便知上面还有一炮没有响。这位战士立即起身要求去处理，排长一把抓住了他，神情很是严肃地说道，“你忘了不能立刻处理瞎炮，一定要等一段时间再去。等我抽支烟后再考虑……”

排长慢慢地抽着烟，面色变得平静地和这位战士聊起了家常。战士告诉排长他的父母亲都还健在，弟妹也都还小，父母希望他在部队好好干，以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栽培。聊着聊着，排长的一支烟抽完了，他接着又抽出了第二支烟。

这时，这位战士又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他迈开脚步又准备去点炮，排长又一把拖住了他，神色凝重地说道，“这支烟抽得太快了，再抽一支就可以去了。”

排长的第二支烟抽得还剩几口时，他不等排长下命令，一个箭步冲上了悬岩，刚准备捣眼，听得轰隆一声，炸药突然爆炸。排长刚准备起身，看到这一情形，顿时呆若木鸡，泪如雨下，他的喉咙一紧，大声呼喊，“我的好战友！我的好战友！我怎么能对得起你的父母啊！”

连里闻讯后，全连战士赶到工地寻找战士的遗体，他被炸塌的一块大石头压在底下，必须将这块石头炸开才能取出他的遗体。战士们轮流抢锤打眼，一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把巨石炸开，他的遗体被取出来时，已经被石头压扁了，叫人看得触目惊心。

处理遗体后，排长一直闷闷不乐，最后忧郁成疾病倒了。排里牺牲了一位优秀的战士，排长怎能不心痛呢！

我们连里也发生过一件事，我们的连长是一位参加过许多战斗的老兵，他关心战士，把战士们当成他的儿子，兄弟。连长的右手缺了两个手指头，据说是在一次战斗中，一个新战士由于惊慌失措，没有把手榴弹甩出去而滚落在了自己的身边，手榴弹冒着滚滚黑烟，情况十分危急。当时连长正好在这位战士的身边，他想也不想地迅速跨过去拿起冒烟的手榴弹举出战壕，手榴弹爆炸了，幸好只炸掉了他的两根手指头。

连长工作非常细心，每天连队放炮他都没有缺席过。他总是亲自检查和反复确认装炸药时是否安全，雷管是否接好，导火索的长短是否合理，几个人点炮才安全，安全区是否可行。他生怕出问题造成安全事故。

有一天营里开会，他散会后急忙赶往工地，不知道连里已经点炮，也不知道安全区在什么地方。他转过山头进入了炮区，踏到了一个点燃了导火索的炮眼上。这时，一个点炮的战士看见连长踏上了炮位，他已来不及呼喊，几个箭步冲到连长左侧，一把将连长推倒在地，把自己的身体伏在连长的身上。炮声隆隆，石头如雨打在这位战士的身上。幸好这一炮只是打在松疏的石头缝里，炸药也装得不多，只是轰了一下，大石头拱了起来并没有被炸开，这才救了这位战士和连长的命。

在这样的生死关头，这位战士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而一心营救连长，这种舍身救人的精神是至高无上的。也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官爱兵，兵爱官，官兵亲如兄弟的崇高精神。

我在部队可以说是一个幸运儿，不管我在哪里，总有首长关爱我培养我。开始在四川剿匪时，指导员把我从战斗班调到连部当通讯员，到甘孜后，指导员开始指导我写总结报告，让我参加干部会议。我不是党员，特准我参加党员会议，特别是党支部会议。我专门在会上做各种会议记录，以便收集汇报材料和总结材料。

到了机枪连后，指导员徐根远同志将我分配到模范班锻炼立功，接着提升我为文化教员，我这个文化教员替代了文书的工作。行军总结，修路总结就是我的任务了。

到了怒江后，施工地段就在怒江边的半山腰，沿江而走。我们的生活区在施工地段的下面，离江很近，便于炊事员取水和战士们用水。但也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放炮时有些炸碎的石头可能飞到江边。一般情况下，除炊事员外，其余人员必须上工地，不能在生活区停留。

开工后不久，二排的一个老战士有三十多岁了，他因病没有上工，正坐在帐篷里休息，只听得工地一声炮响，接着一粒拳头大的石头砸在了他的脚背上，致使他脚背上的骨头全部粉碎，他一下子成了一个残疾人。

第二天，指导员交给我一个任务，留我在休息地写上一段施工总结和行军报告，他临走时还特别嘱咐我要注意安全。中午开饭前，指导员发了胃病，卫生员叫他吃软饭。他派通讯员给他提稀饭时，又让通讯员再三提醒我要注意安全，说是中午要放炮。

连队没有办公桌，办公写稿都是把两个装罐头的木箱叠放在一起垫高当桌子，木箱里又装文具和纸张，再拿一个木箱当凳子。一段施工结束后，只带着纸张和文具，其他的东西都没有用处了。我收到通讯员的传达，马上把木箱移到帐篷顶的一根横杠下面，心里想如果炮声一响我就抬头，如果石头砸下来，只能砸在横杠上，我就安全了。

工地上吹响开饭号，这也说明就要放炮了。我的报告还有几句没有写完，忽然一阵剧烈的炮声，我不由得抬头往上望去，一块多边形的石头，足有一个碗大，砸在我的写字台上。石头的威力很大，砸断了木箱板，击在木箱中的一叠稿纸上，下面那摞稿子全成了废纸。我坐在那里半天没动，好久回不过神来。炊事员喊我吃饭，我也没有反应。

当炊事员走进帐篷，看到了篷顶上的洞，看到木箱上的一切，他哑然失声，直呼，“好险呐！是谁救了你一命？”

我这才清醒过来，激动得大声说道，“是徐根远同志救了我一命。”

现在与当时已时隔五十多年，但徐根远这个响亮的名字却一直镶嵌在我的脑海里，永志不忘。

我们除了遇到施工的安全事故，在行军的过程中还遇到了很多其他毒虫和野兽的袭击。

从昌都到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在沿途共设立了二十四个驿站。群众称之为“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每站相隔四五十公里，⼆⼗四站全程⼤约⼀千多公⾥路程。

富⼋站，是指这⽅圆四百公⾥有河流、植被。⽔是⼀切⽣命活动的基本保证之⼀，植被则为我们提供燃料。在这冰天雪地⾥，有燃料烧显得非常的重要。穷⼋站，正好跟富八站相反，连绵⼏百⾥没有⽔源，没有植物。过穷⼋站是⼀项艰苦的考验。我们忍受寒冷，饥饿，无限地透⽀体⼒，也透⽀青春，更是透⽀⽣命。很多战士的⾝体早早地被这恶劣的生存条件拖垮了，甚⾄在青春年华就逝去了⽣命。那段艰苦的岁⽉，带给我们⾝体的创伤以及⼼灵的记忆，是⼀块结痂的疮疤，揭去那层外壳，还能渗出血来。

穷八站地区只长一些野草和灌木，富八站地区则是原始森林。墨脱这个地方树木多且高大，花草茂盛，天气也非常热。我们这支部队没有被分到墨脱施工，只是路过这个地段。连长在出发墨脱前，对我们叮嘱道，“墨脱是毒虫区，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我们必须在这一地段住上一个晚上。大家要着装整齐，不能让毒虫爬到身上。”

开始一段是蚂蝗区，这种蚂蝗生活在树上，动物在树旁经过时，它们就会弹到动物身上，等吸够了血，浑身通红鼓胀才会弹出来。

进蚂蝗区前，排长和班长逐个检查，我们个个头戴宽大的圆斗篷，脖子上扎着毛巾，戴好手套扎紧袖口，脚上也系上绑腿。绑腿在四川剿匪作战时用过，进入西藏后一直放在挎包里没有派上用场，到今天用上了。

一阵检查之后，我们正式行走在蚂蝗区的羊肠小道上，很多同志东瞧瞧西望望，想看看蚂蝗是什么样子。只走了几里路，一个战士觉得脖子上痒痒的，用手一摸，抓住了一条红色的小虫子，手一松，它便跳到树丛中去了。另一个战士觉得手臂上很痒，用手一摸也发现了同样的虫子。这时，队伍里骚动起来了，不时有人抱怨，“这个鬼地方，生这么些鬼东西。”

“难道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吗？硬要走这里？”

眼见战士们被一种负面的情绪逐步感染，一时间，部队的士气低落。我想，我们的宣传组应该出动了，我插到队伍前面，向指导员请示后，找到了宣传组一个广东的战士，他召集宣传组的战士在前面打
来源：龚氏网湖南 特别声明:本文为“共工号”作者“中华龚氏网”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文责由该作者承担，龚氏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